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报告：决胜之年（68页）

在居民端，经贸摩擦的加剧也同样对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。今年以来， 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升高，从去年末的 4.9%明显上升至最高 5.3%（今年 2 月与 7 月）， 接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设定的 5.5%的目标红线，根据我们的估算，我国对美出口拉动 的就业在总体出口就业中占比为 18.5%，占比较大，若中美加征关税拖累 GDP 增长 0.3-0.4 个百分点，则将影响约 170-200 万人次的就业。因此，尽管新增就业人数目标预计今年将 得以完成，但部分由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失业率上升将制约消费者收入的增长，从而影响整 体居民消费能力。2019 年 1-9 月，虽然个人所得税有明显减征，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 际增速反而降至 5.4%，仍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（图 8）。此外，经贸摩擦加剧所带来的负 面预期还将一定程度削弱消费者的消费意愿，进而抑制整体消费。

为应对经济的下行压力，我国在 2019 年也加强了政策的“逆周期调节”，财政、货币政 策均有一定程度发力。其中，财政政策方面，政府通过提前并加大地方专项债发行（今年 专项债发行额度较上年净发行规模多增 8000 亿元）、大规模减税降费（预计总减税降费规 模约 2 万亿）的方式予以支持（图 9）；而货币政策方面，央行则在 2019 年采取了多次降 准的方式释放流动性（图 10），并在 8 月推进了 LPR 改革，以推动利率市场化定价的方式 帮助降低实体经济融资利率。尽管政策推行的较多、方式方法也相对合宜，但也需要注意 到，本轮逆周期政策的政策“锚”更为动态，而动态的政策组合一定程度削弱了政策的连贯 性，也导致了实际效果些许不尽如人意。 本轮逆周期调节的政策“锚”实为外生变量，加大了政策“预对冲”的难度。尽管我国的 宏观经济政策强调“以我为主”，但不可否认，今年经济压力的变数很大程度来自于中美经 贸摩擦所带来的动态变化，因此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和节奏离不开对于经贸摩擦的影响动态 评估。7 月政治局会议重提“六稳”，但多加了一则前提，即“有效应对经贸摩擦”，这一信号 也进一步明确了近期的政策“锚”实为外生变量。正因为此，由于经贸谈判进程取决于中美 两方，很多时候是动态博弈的结果，这也使得逆周期调节在本轮政策宽松周期中难以找到 明确支点，造成了本轮宽松周期中政策天平的“摇摆”。

而从 2020 年的经济运行来看，我们预计今年以来所展现的一部分经济压力还将延续 至明年。但与 2019 年明显的不同的是，明年是一系列中长期政策目标的“收官之年”，预计 逆周期调节政策将以其作为更精准的“锚”，而基建将成为最为重要的抓手助力“全面小康” 目标的实现。 2020 年经济压力将集中在外需及投资层面 展望明年，经济压力仍然较大，逆周期调节政策仍将继续托底经济，中美经贸谈判的 进程与对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所引发的共振仍将持续。从经济动能表现来看，若缺乏政 策的预调和微调，明年的主要压力点将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：持续放缓的外需、动能趋弱 的投资、空间有限的货币政策。